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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盏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灯

发布时间:2020-01-02 10:00:55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1991年联合国慈善机构米莎小姐来金寨希望学校进行捐款,张黎明陪同。

张黎明年轻时的照片。

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张黎明同志”希望功臣“称号。

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张黎明同志”希望工程建设者“荣誉纪念牌。

2001年底,张黎明等人在安徽创新开展“希望工程找零捐赠”公益活动。(右四为张黎明,右五为希望工程“大眼睛”苏明娟)。

张黎明和妻子、女儿出游的照片。(资料图片)

2019年是国内家喻户晓的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,而他,是全国罕见的为了此项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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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帮助一个穷孩子走出农村,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。一所希望小学的建立,能促进当地教育发展,让孩子不再因贫困辍学,也能帮助和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。”这是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安徽省希望办”)原副主任张黎明生前的座右铭,也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事业。

安徽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诞生地,也是希望工程事业的发源地。2019年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,多年来,无数希望工程事业工作者无私奉献、默默付出,架起了一座座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,帮助贫困家庭青少年圆梦、成长,张黎明就是其中一员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还在团金寨县委工作时,他就为希望工程事业的试点而四处奔走。2001年调任安徽省希望办后,他创新工作思路,采取社会化运营模式,在全国率先试点“希望工程找零捐赠”公益活动,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。他也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“希望功臣”和“希望工程建设者”荣誉称号。

然而,不幸的是,2002年7月19日,张黎明在为希望工程筹措资金的路上遭遇车祸,因公殉职,38岁的生命就此定格。

“他在短暂的一生中,深爱着希望工程事业,和他放不下的贫困孩子们。”这是张黎明妻儿对他最深刻的印象,也是生前同事对他最中肯的评价。

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,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重访张黎明的家人、生前同事以及资助、救助过的学生,缅怀他短暂一生中为安徽希望工程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,展现一代代希望工程工作者的初心与情怀。

他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

张黎明的妻子江芹介绍,张黎明1982年7月走上工作岗位。经历过团金寨县委副书记、书记,县委办副主任,县交通局长,双河镇党委书记,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等岗位,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。

在她看来,张黎明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、奋不顾身的人。加班加点是常事,双休日、节假日也很少休息。“有时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,啃块烧饼填一下肚子继续干活。”

“我每次都劝他注意休息。他总是说,现在年轻,多干点没事,累不坏,晚上睡一觉就好了。他经常通宵达旦写材料,即使感冒在医院‘吊水’,他也把材料带到病房,一只手挂着‘吊水’,一只手批改。”

由于长期劳累,张黎明腰椎受损,有时疼痛难忍。江芹给他联系好医院,他一直坚持不去,说住院既耽误时间,又不能彻底治好。

后来,张黎明“发明”了一个土办法,让妻子女儿客串“家庭医生”。每当腰椎疼得受不了,张黎明就趴在床上,让女儿扶着凳子爬到他背上,用脚慢慢踩压他的背部。有时,女儿力度不够,就让江芹扶着墙,双脚站在他的背上慢慢踩压。张黎明觉得,这样疼痛就减轻了,比去医院治疗“见效快”,同时也省时省钱。

一年冬天,张黎明到村里检查,爬山路时不小心把脚崴了,当时就不能动了。随行的镇干部赶紧把他背到医院检查,医生诊断为韧带严重扭伤,需要静养3个月,不能下地。

江芹接到消息,赶忙把丈夫接回家里,要求他一定遵照医嘱,养好伤后再上班。

回家第二天,就下起了大雪。看到铺天盖地的雪,张黎明待不住了,他急着去镇里察看灾情,看村里贫困户是否有过冬的衣被和粮食。“我劝他,腿伤没好不能去,否则后果更严重。但黎明执意要去。我拗不过他,只好让他走。看到他拄着棍子在雪地里一瘸一拐的背影和一深一浅的足印,我真的好难过,泪水忍不住哗哗流了下来。”江芹回忆说。

他从贫苦中一路走来,深知读书的意义

江芹与张黎明恋爱时,张黎明就时不时和她说一些希望工程的事情。1990年年初,两人结婚。一次散步聊天时,张黎明兴奋地告诉江芹,团中央来到金寨调研,希望工程要在金寨县试点,筹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。

从那时起,江芹对“希望工程”便有了初步认识。后来,张黎明陆续向妻子讲述了陪同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解海龙拍摄“大眼睛”苏明娟的故事、冒着大雪去看望张宗友(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)的经历……渐渐地,江芹理解了“希望工程”的真正含义,也明白了丈夫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与意义。

1990年5月19日,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——金寨县希望小学正式落成。江芹回忆,那时,希望工程工作刚起步,丈夫全身心投入其中,从早到晚,很多外地的电话打到家里,想请张黎明在当地帮忙找贫困家庭孩子,进行结对帮扶。

“结婚后,黎明全身心扑在希望工程事业上,我们全家节衣缩食,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失学的贫困孩子。那时县城的年轻人结婚,一般都能买上席梦思床垫,但我们却买不起,只能用一张木板床代替。”

江芹感慨,“我从来没见过黎明的工资,基本全捐给希望工程了。每个月刚过一半,家里就没有生活费了。但我理解他,也支持他。”

她回忆说,每个月的下半月,夫妻俩都要带着孩子去母亲家“蹭饭”,母亲常买好生活用品,送给夫妻俩。“女儿出生后,穿的衣服大多是弟弟和弟媳从北京寄来的,黎明唯一的皮夹克还是他弟弟送的。”

“日子虽然清苦,但为资助贫困孩子上学,我们没有怨言。”江芹回忆说,“黎明的同事告诉我,黎明只要看到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,总是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孩子父母,并嘱咐他们,一定让孩子重返校园,不能耽误了学业。”

一次,张黎明在下乡路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打猪草,就主动问她,为什么不上学?得知女孩因贫困而辍学时,张黎明立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给孩子。后来得知,这个女孩叫刘芳,张黎明多次去她家里看望。在他多次帮助下,这个小女孩终于复学,后来考入了职业高中。

江芹还记得,有一年,女儿将外公、外婆、舅舅给的压岁钱放到抽屉里。开学时,女儿将抽屉打开,发现一分钱都没有了,于是大哭起来,问是不是妈妈拿走了。

“我没拿那笔钱,黎明下班回家说是他拿的,捐给贫困的孩子了。女儿听到以后,就不哭不闹了,她很懂事,似乎理解他爸爸的良苦用心。”江芹说。

还有一年冬天,张黎明下乡带着希望小学的学生一起开会。细心的他发现,有一个小男孩年纪不大,没穿鞋,光着脚站在地上,脚趾头冻得通红,躲在大哥哥姐姐们后面,很不好意思露头出来。回家以后,张黎明立马和妻子说了这件事,让她给孩子准备几双鞋子。

“听说孩子冬天没鞋穿,我们都很心疼。刚好我母亲会做鞋,我们找了两双单鞋,让黎明专门带给了那个孩子。”江芹回忆。

有次在山里,张黎明遇到一位带孩子乞讨的母亲,他当即就把身上所有钱都掏给了她。他还向这位母亲保证,孩子读到高中他就资助到高中,读到大学就资助到大学。

据了解,张黎明结对帮扶的贫困孩子有20多名,他自己都记不清具体有哪些人,但孩子们没有忘记他。一次,一个年轻人从外地赶来,见面就向他表示感谢。他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,后来年轻人回忆起当年被张黎明资助的经过,他才想起确有此事。

江芹说,黎明常念叨,他出身农家,是从贫苦中走过来的,深知贫困家庭孩子的不易和疾苦,懂得读书对于寒门学子的意义。

他创新思路,带希望工程工作走上新台阶

2001年,张黎明调任安徽省希望办担任副主任,分管宣传工作,他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思路带到新的岗位。他经常带着当时的宣传科科长曹多兵一起筹措资金,拓展宣传渠道。

“黎明主任有丰富的基层共青团工作经验,为人热情、思想敏锐、做事干练。他来之后,又花了大量时间,了解省希望办相关工作。”曹多兵回忆,21世纪初,刚好是安徽希望工程工作发展的瓶颈期,张黎明和领导、同事们一起,谋划希望工程的社会化创新。

对于如何突破、创新,张黎明等人进行了很多思考。2001年底,他和同事将思路付诸实践,在全国创新开展了“希望工程找零捐赠”活动。安徽省希望办联合当地媒体安徽商报社,在大型商场、超市、书店等场所收银台的桌子上,放置捐赠箱,顾客可以随手将购物找的零钱放进箱里,完成捐赠,为希望工程筹集资金。

曹多兵回忆,当时自己跟着张黎明一家一家跑超市、谈合作,一开始很多商家表示质疑,觉得这种捐赠方式没用,经过努力沟通,有的企业开始同意放置捐赠箱,再到后期,有很多企业主动要求合作。

“通过这种形式,把捐赠意愿送到顾客身边,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献爱心、做公益的窗口。”曹多兵回忆,在张黎明等人努力下,合肥较大的超市、商场等都放置了找零捐赠箱,工作人员每次去收钱时,均能发现有50元、100元面额的纸币。

“如果让人专门带钱来捐,可能大家没时间,或者怀疑自己捐的钱是不是少了。但这个新的捐赠渠道,让捐赠人随手即能捐赠,可以很方便地献出爱心。尤其家长带孩子买东西时,把零钱放进捐赠箱,对孩子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教育。”曹多兵介绍,后来,这项特色工作辐射到了全省各市甚至全国。

张黎明殉职的那一天,曹多兵刚好在外地出差,回来的路上,得知了张黎明出事的消息。“面对面一起工作的同事就这么没了,我的眼泪控制不住,立马流了下来。”

周一到单位时,曹多兵看到,周五下班时,张黎明泡的茶水还在桌上放着,但座位上的人却永远不会再出现了。

“那段时间,很多认识黎明主任的记者和朋友都打电话到希望办来,很多人在电话里就哭了,表示惋惜和悼念。”张黎明殉职后,曹多兵流着眼泪写了一篇文章,发在当年的《安徽青年报》上,纪念这位希望工程的战友。

曹多兵还记得,张黎明去世后,很多学生写信悼念。他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,里面写道:“本想趁暑假回去看看张叔叔,没想到,从此再也见不到帮助过自己的人了。”

那段时间,曹多兵专门跑去金寨采访和张黎明共事过的几位团干部。“张黎明同志敬业、热心、很有爱心,尤其对希望工程事业十分热爱”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。

曹多兵介绍,后来,安徽希望工程很多工作受到张黎明影响,延续了他的工作思路,整合媒体资源,引导更多人关注、参与希望工程。2005年起,团安徽省委、省文明办、省青基会等单位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开展“爱心圆梦大学”助学行动,宣传贫困学生自强不息的事例,唤起社会各界的爱心。

他感慨,那几年,在领导、同事们的努力下,安徽希望工程工作迈上了新台阶,那是让人永生难忘的一段岁月。“黎明主任是分管我的领导,工作上以身作则。同时也像一位大哥,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。他知道我和爱人两地分居,有时候都不让我加班,他留下来加班。其实,他也和家人两地分居啊。”

“我在省希望办工作了11年,应当说,黎明同志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,那一年多,很多事情都是他带着我干的,在一起工作、奔波的一年零三天,更让我难以忘怀!”曹多兵感慨。

他是一个“不称职”的丈夫和父亲

江芹说,工作之余,张黎明是一个勤劳而细心的人。在家中,他只要有空,总是跟自己抢着做家务。洗衣、拖地、烧饭等,样样都干。每次出差前,他总是多做些家务,以减轻妻子的负担。

有一次,出差走得急,张黎明留下字条:“水已给你冲好。我临时出差,你要照顾好自己。”像这样的字条,家中至今还留存有几十张。

张黎明特别疼爱女儿,视她为掌上明珠。每天早上上班时,女儿还未起床,他要亲亲女儿的小脸蛋后再走;晚上下班回家,女儿睡了,他就去摸摸女儿的小手后再休息。每次出差,他晚上都要打电话回来问问女儿的情况。

但女儿出生后,张黎明没有抽出过完整的一天陪过她。女儿也因常见不到他,就气呼呼地问江芹:“爸爸怎么老不回家?”张黎明因此感到愧疚,他常跟妻子说:“我亏欠女儿太多,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。”

“黎明调往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后,工作更忙,常常是隔三四周才能回家一次,回到家里也还在联系工作的事情。”江芹回忆。

2002年7月13日本是周末,张黎明终于挤出时间回到金寨老家,打算好好陪家人一天。他到家不久后,单位打来电话,有一个事情要处理,他决定立刻赶回合肥。女儿一下拉着黎明的手哭喊道:“爸爸不要走,爸爸不要走。”

张黎明抱起女儿,抚摸着她的头,对女儿说:“爸爸过几天一定回来好好陪你。”乖巧的女儿点点头,趴在窗台上目送爸爸出门。望着张黎明渐渐远去的背影,她挥动着小手,喊爸爸的声音也渐渐嘶哑。

然而,江芹和女儿再也没有等到张黎明回来。她们做梦也没想到,这竟是母女俩和他最后一别。

2002年7月19日下午,为了筹措资金资助贫困孩子,张黎明带着相关工作人员,去六安联系公益拍卖相关事宜。途中,他遭遇车祸,因公殉职,年仅38岁。

在张黎明去世后一段时间,每天都有几位张黎明曾资助过的孩子打电话安慰江芹,孩子们在电话里都泣不成声。江芹清楚地记得,有两个年轻人竟走了60多公里山路赶来家里看望自己。

“后来,我和女儿约定,用努力帮助贫困孩子的方式,表达对黎明的深切怀念。”江芹介绍,汶川地震时,女儿在高中带头捐款,自己则向党组织交了500元“特殊党费”,用来资助灾区孩子上学。“我家经济虽不宽裕,但每做一次善事,心中就多一分安慰。”

他像一盏明灯,让贫困孩子感到希望的存在

采访过程中,记者联系上了张黎明曾资助的贫困学生张家云。

她回忆,1998年,自己家住金寨县双河镇大畈村,家里六口人,爷爷奶奶70多岁,基本做不动农活。父母在家务农,农闲时就打点柴、挖点药卖,家里种的水稻杂粮也只够自家吃。

那年,她弟弟以金寨县第二名的中考成绩考入六安一中,自己也即将步入高三。这本是一件喜事,父母却犯了愁。家里省吃俭用、东挪西借,仍凑不够姐弟俩的学费。

“他对我爸爸说,如果有什么困难,尽管说出来。”张家云回忆,父亲一看到访的张黎明是如此亲民,也就打开了话匣子说,“娃都快上不起学了!”

张黎明听后当即表示:“困难再大,娃上学也是头等大事,一定要继续上!”

“我砸锅卖铁也只够供一个娃上学,姐姐就算把高三读完,考上大学也是白考,不如早点出门打工,还可以帮衬一把家里。”张家云父亲说。

张黎明连忙说:“要不得,一定要想办法供孩子继续读下去。”

“那年暑假开学前,张叔叔就捐助了我800元,并坚持每学期捐助500元。1999年,我考上大学后,他又给了我1000元,并帮我争取了3000元低息贷款,这才解决了学费问题,帮我圆了大学梦。”张家云介绍,张叔叔的爱人江芹还专门准备了一大包衣服和生活用品,送给自己。

她至今还记得,1998年到1999年左右,张黎明几次下乡时的场景。“他一点也不端架子,不打官腔,总是笑呵呵地同乡亲们握手,亲切地拉家常,能帮的他都会帮一把。我见到他就喊他‘张叔’。”

2002年,张家云在安庆做暑假工时,突然接到母亲电话,说张黎明遭遇车祸去世。“张叔那么好的一个人,当时真的不敢也不愿意相信。”

当天晚上,她就赶到了殡仪馆,“看到张叔遗体,以及守在一旁悲痛欲绝的芹姨,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,眼前一黑,一下就瘫在地上。”张家云的母亲朱理清从家徒步走了几十里路,也来到现场,送恩人最后一程。

现在,张家云定居广东东莞。2004年至今,张家云专程抽空回合肥看望了江芹三次。她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,咱家一路走来,真的很不容易,要学会感恩。

多年来,作为全国希望工程事业重要组成部分,安徽希望工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,积极助力脱贫攻坚、促进教育发展、服务青少年成长、引领社会风尚,累计募集资金7.39亿余元,资助贫困学生22.8万余名,援建希望学校863所。

在张家云看来,张黎明和希望工程事业,就像穷苦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座灯塔,让他们始终坚信希望的存在。

“爸爸是个英雄,会飞到需要他的孩子的身边”

“希望工程事业中有无数建设者和贡献者,爸爸就是其中一位,在希望工程事业还在萌芽时,他就为这项事业浇水培土,看着它成长。”在张黎明女儿张牧原的心里,一直牢记着这样一句话。

“从小,我就羡慕别的孩子有精致的玩具和洋娃娃,而我除了书,什么都没有。不仅如此,甚至有时,我的压岁钱都会‘失踪’,后来才知道是被爸爸‘偷’走了。那时我不明白,他的日子为什么一直过得捉襟见肘,西装只有一套,到开会时才舍得穿,里面还有妈妈精心缀过的补丁。”张牧原回忆。

“父亲调到省希望办后,更忙碌了。他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、接不完的电话,总是在深夜我熟睡后才到家。他经常在假期答应陪我玩,但紧接着被一个电话叫走,留给我愧疚的眼神和永远填不满的承诺。”女儿回忆,父亲经常解释:“你其实是很幸福的孩子,从小衣食无忧,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,还有很多和你同龄的孩子,他们上不起学,甚至失去父母。”

每当说到这些,张黎明总把女儿抱在怀里,用胡茬扎她的脸蛋,边笑着边说:“小气鬼,你说爸爸是不是应该分给他们一些关心呀?”

那时张牧原年纪尚小,只能“委屈”地听着这些道理,勉强接受了“爸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爸爸,他的爱不只属于我一个人”的事实。

“我当时懂得不多,只知道我爸爸是个英雄,虽然他没有超人的翅膀,但是他会飞,他会飞到那些需要他的孩子身边。后来,我不再埋怨,我整理出自己的文具和书籍,托他带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小朋友。”

她还记得,9岁那年夏天,她来合肥找父亲。张黎明带她去百货大楼逛街,买了一碗10元的面,看着女儿吃完。女儿很疑惑,爸爸怎么不买两碗?张黎明只是笑着说自己不饿,在回去路上,他还给女儿买了本书。

回家以后,刚好江芹做了炒饭,张黎明风卷残云般吃了3碗,女儿那时才知道,原来父亲身上只有25元,10元买了面,13元买了书,两个硬币只够回家坐公交车用。

“父亲常说,虽然我们家没钱,但还有更宝贵的东西。我很小的时候,他就希望我成为一名记者,这个理想我坚持至今,哪怕中途吃了很多苦,哪怕他已经离开,我也没有动摇过。”张牧原感慨,原先自己不懂事,直到长大偶然看到那句“铁肩担道义”,她才明白,父亲想让自己成长为像他一样的人——坚守正义,为别人带来希望和光明。

“他深爱着希望工程事业,在他身上,我学到了一生受益的东西。”学习和工作之余,张牧原努力帮助弱者,她攒下零用钱,定期资助失学儿童,还在课余专门学习了手语,去特教学校当志愿者。

毕业后,张牧原成为一名电视台记者,正式入职的那一刻,她觉得,自己践行了父亲的遗愿。“我想,他要是知道了,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。”

长大后,她常感慨,自己是幸运的,也是不幸的。幸运的是,第一所希望小学建在自己的家乡金寨县,多年后,希望小学走出了很多优秀学子,他们回报社会,希望的种子已逐渐长成参天大树。

“不幸的是,父亲壮志未酬身先死。但是,这些年来,无数人沿着他曾经走过的道路,为希望工程事业奉献。对父亲来说,这就足够了吧,他应该很欣慰,也很开心。”张牧原说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王海涵王磊来源:中国青年报

2020年01月02日06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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